这种认识结构自文艺复兴之后日渐登峰造极，逐渐发展成为以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为蓝本的认识论结构，即围绕知识的对象、知识的来源和知识的标准建立起认知理性的思维结构，确切的说，它围绕知识的对象、来源和标准等方面来说明认识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尽管这两种路径存在差异，但其共同之处在于，认定宪法第一修正案所指涉的宗教必须同时具备两个特性：第一，仅指与神、德性及崇拜相关联的有神论观念。由此可见，按照最高法院的观点，在判断某种信仰是否受第一修正案之宗教自由条款保护时，其关键不在于判断该信仰之真伪，而在于信徒是否虔诚地持守该信仰。

在该案的相对多数意见当中，布莱克大法官表示：在判断某种信仰是否属于宗教信仰之时，其关键之所在乃是判断这些信仰在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是否扮演着与宗教相同的角色。[[12]]然而该案中被告的主张并未得到支持，其原因不在于其信仰具有欺骗性，而是因为被告明知其所宣称的信仰是错误的。[[6]]可见，早期最高法院对宗教一词所采取的严格解释遵循了两条路径。尽管这两个判例直接关涉的乃是关于如何解释《兵役法》（Universal Military Training and Service Act）中的相关条款，而非如何解释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宗教一词，但由于有学者认为这乃是最高法院唯一两次试图界定宗教，[[19]]并且可能成为最高法院根据禁止确立国教条款（Establishment Clause）及自由信仰条款（Free Exercise Clause）对宗教进行界定的起点，[[20]]因而其重要性不可忽视。关键在于考察何为受保障的宗教自由。

[[11]]如果这些教义被付之审判，即由陪审团在审判中认定其真伪，则任何派别的宗教信仰都可被置于审判之中。[[7]]第二，必须是得到美国主流社会广泛认同并长期加以尊崇的信仰。实在的行政规章是由享有规章制定权的行政机关制定的。

因此，行政规章越权实质上是对其他主体权力的侵犯，这也当然地应当成为行政规章越权的构成要件之一。在现代立法中，尤其现代行政立法中常常不能不涉及私权，但不同体制对私权有不同的态度：立法对于私人财产权利的侵犯乃是所有现代社会的一个共同现象。二、行政规章越权的表现形式《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第十条规定：国务院法制机构对报送国务院备案的法规、规章，就下列事项进行审查：(一)是否超越权限。事实上，我国确立抽象行政行为越权无效原则并不存在体制上的障碍，因为我国虽然不实行权力分立制度，但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分工尤其职权划分还是非常明确的。

如果我们概括一下的话，行政规章所能够规制的事项有三个范畴。第二，行政规章超越行政权。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对行政犯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亦称法定犯，指违反行政法规的作为不作为义务，而受处罚的行为而言。行政规章若对法律保留的事项作出了规定就侵犯了立法权限。[3]例如1992年8月10日司法部第21号令发布的《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执法细则》第三条规定：劳动教养机关对劳动教养人员的管理，必须全面贯彻‘依法管理、严格管理、文明管理、科学管理的原则，加强执法工作规范化建设，提高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水平。其四，行政规章越权的成立，要求必须有规章侵占了其他主体权力的情形。

依此而论，规章的实施不应当成为规章越权的必备条件，即一个规章制定出来以后，如果其内容有越权情形，即便其尚没有付诸实施，也能够以越权规章论处。例如，《行政处罚法》是法律层面的行政法规范，具有非常高的法律效力，有关该法的实施细则只有行政法规才可以作出规定，然而，在法治实践中，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制定了本地方有关行政处罚法实施的办法，另一方面，一些职能部门或直属机构制定了本部门实施行政处罚法的具体规定，这实质上是一种层级越权。这两个条文可以被看做是对包括规章越权在内的规章违法行为的制裁条款。这些规定虽没有明确指出越权规章的问题，但在《法规规章备案条例》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备案机关要审查行政规章是否存在超越权限的问题。

由这个规定可以看出，行政规章越权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在行政法治实践中必须予以操作，而且能够操作，因为备案部门在对已经制定出来的规章进行审查时，首先要审查规章制定中是否有越权行为。与部门保护主义相同，地方保护主义指地方政府在行政权行使中为了保护本地区的利益或者从保护本地区利益出发采取行政措施和作出行政决定的情形。

该不特定性并不是缩小了违法抽象行政行为的侵害对象，而是加大了违法抽象行政行为的侵害对象及其范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前者掌握在私人手中，而西方民主国家的法律制度却提供了更为广泛的保护。

其结果是一个户籍在此地的居民，若到彼地去便受到两地规章的同时制约，在两地规章内容不一致时，行政相对人便无所适从，其权利常常因此受到侵害。(四)规章的规定是否适当。我们知道，抽象行政行为中的对象是不特定的，涉及的事和人都是不特定的。二是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第一个范畴是部门事项，这主要是部门规章予以规定的，国务院的职能部门和直属机构所行使的权限都具有明显的部门性，依这种部门权限制定的规章亦必然是部门化的。规章制定主体一定意义上讲，是一定的社会利益群体，至少这些制定主体本身存在利益问题，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坎南所讲的，行政系统及其公职人员不是经济的阉人，即是说，行政系统及其公职人员在政府决策中，尤其在牵涉到经济事务的决策中，会将自身的利益和意志考虑进去。

由于行政系统的主要或直接的管理事务归于职能机构和地方行政机构，因此，行政权的膨胀也就自然而然地在行政规章的制定中反映出来。一旦加进去部门或地方利益，规章的制定就必然会出现越权和违法的状况。

行政规章是行政行为的一种，只有用有关行政行为的法律责任追究规章制定过程和规章制定主体的法律责任，才能有效遏制行政规章越权，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目前有关规章的规制非常不得力。例如，依据《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的规定，有关地方性计划生育的管理事项应当由地方性法规规定，而某一地方政府通过地方政府规章规定人口和计划生育事项的就是一种越权行为。

(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基于目前存在的这些主要问题，应从下列方面应对行政规章越权问题：在行政法制度中确立抽象行政行为越权无效原则。

二是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8]行政规章越权的理论与一般意义上行政越权的理论究竟是什么关系是需要予以研究的，可以说，我国行政法学中行政越权的理论并不处于落后状态，但它究竟是否能够适用于行政规章越权的问题是需要探讨的。规章的备案审查制度是对行政规章进行内部监督的主要制度，之所以说是内部监督，是因为规章的备案审查是在行政系统内部完成的。正如戴西所言：假使个人不要牵人政治或只要能遵守法律，此人可以无须畏惧政府，个人的自由不至受害。

[10]《立法法》第八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一)国家主权限事项。正因为我国在行政法治理论和行政法治实践的定位中没有确立抽象行政行为越权无效的原则，才使《立法法》以及其他调整有关行政立法行为的行政法规范在规定规章越权中显得羞羞答答。

由此出发，笔者认为行政规章越权的形式包括下列方面：第一，行政规章超越公权。行政规章越权中除了行政权侵犯了立法权和司法权的领域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侵犯了私权的领域。

行政规章若涉及有关审判权的事项就是超越行政权的情形，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政府规章规定对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云云，这实质上是对审判权的侵犯。在笔者看来，部门规章只有执行行政法规的权力，只能对行政法规的内容作出具体制定，而不可以对法律的内容作出具体规定。

二是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而对地方政府规章规定事项的规定是这样的：一是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这也是我国行政合理性原则在适用过程中长期以来难以把握所导致的。参见关保英著《行政法教科书之总论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页。

有些学者则认为宪法是行政法的第一渊源。在行政规章制定的实践中，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有时一个规章可能会与几个职能机构或直属机构的管理权限有关联，《立法法》考虑到了这个因素，在第七十二条作了这样的规定：涉及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者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章。

参见胡建森主编：《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7页。上列机关是行政规章的制定主体，只有当上列机关制定了行政规章时，才有可能出现规章越权的情形。

越权无效是现代行政法治的基本精神，指政府行政系统在履行职责时若有超越职权的情形，其行政行为就应当是无效的。在现代宪政体制中，国家机关之间、国家机关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都有一个分工，这个分工从技术层面上讲是不同机构处理不同事态，从宪政层面上讲，则是权力的分配，即每一个机构、每一个社会主体都应当具有自己的权力范围。